在外科医生在其颅骨上钻开一个5毫米的孔之前,这名36岁的中国男子询问手术是否会让他的情况变得更糟。数年前,他在一次高压电事故中失去了四肢。“最坏的情况是,你的状态与现在一样,”据中国科学报报道,他的主刀医生回答道。3月25日,这名男子接受了实验性脑部手术。5天后,他无需触碰屏幕就能移动电脑光标。
临床首例,尚非治愈
6月16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启动中国首项侵入式脑机接口(BCI)前瞻性人体临床试验。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人员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展开合作。研究人员称,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达到这一临床试验里程碑的国家—这一地位使一名患者的康复置于日益激烈的国际技术竞争之中。
这名参与者从200多名志愿者中获选,接受了一个硬币大小的植入物,直径26毫米,厚度不到6毫米。两根超柔性电极进入了他的运动皮层,这是大脑中负责运动的区域。该系统捕捉神经活动模式,并在数毫秒内将意图动作转换为指令。它无法自由读取他的思想内容。
经过两到三周的训练,他可以利用脑信号下象棋和玩《马力欧卡丁车》。团队报告称,植入近3个月后未出现感染或电极故障。但电脑游戏证明的是控制能力,而不是肢体功能的恢复。科学家下一步希望将该接口连接到机械臂上,让患者能够抓住杯子;他们表示,商业化审批或将于2028年获得。
这名参与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希望最终能够控制机械臂和其他智能设备。这一希望解释了为何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志愿接受实验性植入也可能是理性的。手术团队称,在进行手术前已完成25次练习操作,并获得伦理审批。然而,单名患者的短期稳定性无法证明长期安全性或普遍有效性。
隐私带来了第二层不确定性。在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报道中,研究人员赵正拓表示,该系统与外部设备共享的是解码后的指令,而非原始脑活动,并称其单向设计消除了网络攻击风险。然而,已发布的报道没有说明谁保留神经记录、保留多久,也没有说明开展过哪些独立安全测试。
中国的2024年脑机接口伦理指引要求取得书面知情同意、保护神经数据,并保障无条件退出研究的权利。指引还认可,研究结束时是否应移除植入物,必须由医生决定。换言之,退出权并不一定意味着退出在医学或实际操作上很简单。
复杂的断联权
对于成长于从人工智能前设备向算法助手过渡这一时代的一代人来说,软件更新和不断变化的隐私政策已成为日常权衡。脑部植入物则把人们熟悉的选择转变为与身体相关的选择。升级可能需要手术。离开一个平台,可能意味着放弃来之不易的沟通能力或独立行动能力。植入前签署的同意书无法预见未来所有的依赖关系。
赵正拓是该试验中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人员之一。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他描述了这样一种未来:患者可以接受小型手术,并“始终使用最新技术”。这一愿景可以理解。但这句话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制造商消失、试验结束,或患者拒绝再次手术,谁会承诺提供这些更新?
美国一段有记录的经历凸显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诺兰·阿博自2024年成为Neuralink首位人体植入物受试者时年仅29岁,起初恢复了数字独立能力,但随后部分电极丝回缩,性能随之下降。在2024年8月接受莱克斯·弗里德曼采访时,他回忆说,自己曾担心这项新能力可能消失:“它为我打开了如此多扇门。”软件调整随后改善了他的控制能力。他的经历既不能说明中国植入物失败,也不是拒绝脑机接口的理由;它说明,一旦体验过这种能力,获得这种能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一项针对44名神经设备研究相关利益方的2022年研究中,许多患者参与者并不知道,试验结束后他们是否可以继续使用或维护自己的植入物。这个问题早于这项中国实验就已存在,但随着竞争更看重首次成功手术,而非长达20年的可靠护理,它变得更加紧迫。
脑机接口最具影响力的衡量标准,或许不是它能多快听从一个念头,而是掌声散去后,用户是否仍保有有意义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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